貧僧有話要說 十九說 我主張「問政不干治」

文╱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

知道貧僧的讀者們,除了知道我有很多的名字以外,我還有一個名字,就是許多人稱貧僧為「政治和尚」。「政治和尚」這個名詞,我也非常不喜歡,因為貧僧從小出家,一生也沒有做過官,也沒有受過政府的津貼,甚至我和政府官員之間,偶而接受他們的訪問以外,也沒有太多交往,我為什麼要被冠上「政治和尚」這個名詞呢?

政治,不是什麼不好,有名的政治家,像英國的邱吉爾、美國的林肯、羅斯福、德國前總理柯爾,他們為國家服務,為人民謀求福利,功在人間。也有一些政客利用權力,圖私為己,國家、人民都不放在心上,當然就不可以稱道了。

政治和尚百思不得解

說我是「政治和尚」,我是政治家呢?還是政客呢?屬於文官?還是武將呢?我有參加過什麼政治運動嗎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會有「政治和尚」這一詞,大概由於我曾經是國民黨的黨員﹔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任命為國民黨的「黨務顧問」,我沒有接過一份聘書,也沒有一個人轉告我是黨務顧問。後來,我又做了國民黨的「評議委員」,我也沒有接到什麼人的通知,也沒有收到聘書,只是在報紙上,看到國民黨人事中央評議委員名單中,有「星雲」兩個字。既是國民黨的黨員,國民黨給我什麼名義,我也不能推辭否認了。

說起了貧僧做國民黨的黨員,在十八歲的那一年,中日戰爭結束,國民黨和共產黨抗戰勝利,在我們佛學院的講師名單中,有一位講公民課的老師,口才相當,雄辯滔滔,非常受我們同學的敬重。有一次,他叫我們全體同學都參加國民黨,做國民黨的黨員。我也不知道做一個黨員,會有什麼權力、盡一份什麼義務,他只是發給每一個人一張黨員證書。

但當我回到祖庭大覺寺禮祖的時候,有一天,代表師兄到祖庭百里外的一戶人家做功德佛事,走在一片荒野山區,忽然想到,國民黨、共產黨的人士經常在此活動,我身懷國民黨的黨員證書,假如給共產黨知道,小命就不保了啊。於是,就把這張黨員證不放在身邊的口袋裡,而插在鞋子的旁邊﹔因為要走一百多里路,等到做完佛事回到祖庭,再看看這張黨證,已經磨成麵粉的樣子了。我心裡想,這樣也好,我是出家人,「本來無一物,何必惹塵埃」呢?

貧僧建言獻策給國家

當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,一、兩年後,那時,國民黨有「黨國元老」之稱的李子寬老居士,他曾經和太虛大師、章嘉活佛,三個人共同列名抗戰勝利後的「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」委員,他就對我們說:「你們法師,要想在台灣弘揚佛法,不給政府認同,恐怕難以活動,我勸你們,統統參加國民黨做黨員吧!」

那時候在台灣,因為蔣夫人(蔣宋美齡)是基督教徒,她的教性非常堅強,所有的公務人員,不改信基督教,難以升官,不改信基督教,難有出國訪問的機會。甚至,我們出家人要想在各地傳教,如果不是國民黨的黨員,警察也不會允許。

在那時候,貧僧非常熱心要弘揚佛法,想到我若不做國民黨的黨員,事實上會有弘法的困難。因為他叫李子寬,我稱呼他「子老」,我就說:「子老,出家人做黨員,也不能去為黨服務,光有一個黨的名義,反而給人見笑,可否讓我們不要參加國民黨的小組會議、不要叫我們繳交黨費,也不要給人知道我們是黨員﹔至於我們在台灣弘揚佛法,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之下,我們就隨政府安排了。」後來一、二十年當中,我也沒有參與什麼會議,偶而,在鄉村弘法布教,讓警察知道我是國民黨黨員,確實也得到方便不少。

在一九八六年,國民黨召開「三中全會」,蔣經國先生做總統,指名要貧僧出席,並且要在會中發表講說,我才感覺到有些緊張,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。記得會議是在台北陽明山中山樓召開,先是由祕書長馬樹禮先生報告政治,後來由參謀總長郝柏村先生報告軍事﹔這時候,有一位先生送來一張紙條給我:「主席(指蔣經國先生)要你下午發表意見。」

既然要貧僧發表意見,我一個出家人不能妄語,不能只是歌功頌德,我應該直接把我的意見說出來,要對當時的國家社會有所貢獻。於是我提出幾點建議:

政府開放到大陸探親

第一、我希望政府開放,讓台灣的大陸人士能回到大陸去探親。因為我們在台灣這麼多年,有家難歸、有親難投﹔尤其一些老兵,思鄉情切,我們不能為了兩岸的戰事,使得很多的百姓家不成家、人不成人。

第二、我希望國民黨要開放,不要只有一黨專政(那個時候還沒有民進黨)﹔希望黨外異議人士,例如高玉樹、邱連輝等,要能給予接納包容。因為黨外人士也有很多有為之士,不予任用,甚為可惜。假如讓他們加入政府的陣容,更可以顯見政府的力量。

第三、我希望讓佛教來辦一所大學。因為在台灣,天主教辦有輔仁大學、靜宜大學,基督教辦有東吳大學、東海大學等﹔在東南亞,那麼多的佛教徒,感覺到台灣沒有一所由佛教辦的大學,實在讓他們心有不公不平之感。

第四、我希望國家要發展體育。因為在國際間,像少棒、青棒為國家帶來多少的榮譽﹔現在也不是以戰爭為主,兩岸可以從事和平發展,在體育上競賽。現在不少人都提出,以「三民主義」的自由、民主、均富統一中國,那也不必要戰爭。我們把戰爭浩繁的支出,用來發展體育,可以揚名國際……

至於,還有一些什麼建議,我也記憶不清了。不過,這一段講話,第二天被刊登在《中央日報》第一版。後來有人告訴我,這段講話的記錄,在國民黨的檔案裡也有存檔。那天郝柏村還對貧僧說:「今天,包括馬樹禮,我們三個揚州人都講得不錯。」其實,我自己對黨政外行,也不是要做官揚名立萬,只是說了心中的感言,希望國家、人民、佛教都有所增益,希望未來更好。

關懷社會佛教徒責任

後來,據聞蔣經國先生有所改變,陸續開放大陸探親、解除戒嚴,並且有人告訴我:「你一個和尚,都希望如此,他當然有所裁決。」我們知道蔣經國先生不容易聽信部下的建議,因為我是一個和尚,不是他的什麼部下、官員﹔當然,和大陸往來,我不敢居功,也非我個人的能力所及。

之後,國民黨成立了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組織,我被推為常務委員,記得和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,還曾經一同開過圓桌會議。後來,對貧僧被譽為「政治和尚」一詞,在報章雜誌上就屢見不鮮了。當然是譽少謗多,批評我的人都說,我是和尚還要參與政治嗎?我對於這句話一直耿耿於懷,不以為然。因為政治我們可以不參與,但是對於社會的關懷、人民的富樂,我們佛教徒不能置之度外。

太虛大師在抗戰勝利初期,據聞蔣介石曾經要求他組黨,他推辭以後,提出一個佛教今後對政治的主張:「問政不干治」。我對太虛大師的高見,舉雙手贊成。因為我們出家人做官,當警察局長、當什麼縣市長,這就不便了。不過,一些民意代表,如:立法委員、國大代表、監察委員等,這個應該要義不容辭的參與。對治理國家有關人民幸福,不能不問,所以這「問政不干治」的理想,大概就在此吧!

殘忍批評是真自由?

甚至後來我到高雄壽山寺的時候,已經民國五十年了。在國民黨高雄市黨部擔任主任委員的季履科先生,曾經要我競選高雄市的立法委員。當時,我已經看出台灣的選舉,不是選賢與能,完全是謾罵。我想到,假如我個人參與選舉,祖宗八代拿出來被人羞辱也還罷了,把我的教主佛陀釋迦牟尼佛,也拿出來被人辱罵,實在是划不來。因此,我就敬謝不敏了。

雖然如此,貧僧這一生,雖不想做官,也不想做民意代表,但對於社會的公平公義,有時候不能不參與意見。

我是一個普愛世人的出家人,不應該對這個世間有黨派的觀念﹔我做和尚,終生不悔﹔我做了國民黨黨員,也是終生不悔。雖然國民黨對過去政治犯的殘忍屠殺、對異議分子的冤屈,踐踏人的生命,我是深不以為然﹔但是,國民黨對我的寬容,雖有白色恐怖時期,我還能在那個亂世時代保住小命,也算不容易。

但貧僧對於台灣媒體的一些人士,動不動就批評說:「出家人還要干預社會?還參與政治?還要表達意見?」對於他們這種說法,我深表不認同。出家人要當兵,也繳稅,出家也沒有出國,為什麼不可以關心國事呢?至少說,我是一個沒有犯法的公民,我不是被褫奪公權的受刑人,我不能關心國事嗎?我不能對社會人民的福祉表達意見嗎?那貧僧做為出家人,普愛世人的責任,究竟在哪裡呢?

我想到,我沒有被褫奪公權,我們的媒體和民間的一些人士,你們就這樣殘忍的剝奪貧僧公民的權利嗎?是你們無知,還是你們不懂得民主自由的真義呢?

不依國主則佛法難立

想到我們的教主──佛陀釋迦牟尼佛,在成道以後,經常受印度的國王問道。例如:印度南方摩竭陀國的頻婆娑羅王、北方憍薩彌羅國的波斯匿王,都經常的向佛陀請問一些治國之道。佛陀對政治,曾經發表過《仁王護國經》,也倡導仁王政治,他並沒有說佛教不可以關心世事。

我在撰寫《釋迦牟尼佛傳》的時候,曾經寫到,雨舍大臣奉阿闍世王的命令,要去向佛陀請問他要討伐越祇國,能否打勝仗呢?雨舍大臣見到佛陀,很難啟口。但佛陀知道他的來意,就跟阿難尊者說:阿難,我有一個問題問你,假如一個國家教育昌明,社會倫理敦厚,父慈子孝,上下和睦,人民重視道德,守法守紀﹔你說,如果有另外一個國家要去侵略他,會能勝利嗎?

阿難尊者回答說:佛陀,侵犯這樣的國家,是不會勝利的。

雨舍大臣聽了以後立刻起身告辭,他說:佛陀,我了解您的意思了。

佛陀沒有逃避,他也是「問政不干治」。佛陀雖然把佛教護法的責任交給王公大臣,但也是讓政治界保護佛教,佛教擁護人民,擁護社會國家。

佛教傳來中國,當初五胡十六國的石虎、石勒濫殺民眾的時候,不是靠佛圖澄大師顯現神通,感化他們,才減少許多殺業嗎?他拯救了多少萬千蒼生,後來二石還禮佛圖澄作老師,時常向他請教國家大事。

東晉道安大師說:「不依國主,則佛法難立。」說明佛教與政治是互惠的,佛教擁護國家,兩相受利。但是到了道安大師的弟子廬山慧遠大師,曾在〈沙門不敬王者論〉裡說過:「袈裟非朝廷之服,缽盂豈廟堂之器?」這也只是說明:宗教要超越政治。

官員一時和尚是一生

有一些所謂有修行的聖賢,他們對於世間俗事不願意聞問,所謂「不在三界內,超出五行中」,但是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文化,當佛教在衰微危急之秋,如果說不再服務社會、關心時勢,不是要自取滅亡了嗎?

所以,太虛大師不愧是當代新佛教的領導人,他倡導佛教要改革,即「教義改革、教產改革、教制改革」,並且提出「問政不干治」的指導原則﹔我想全佛教徒都會奉為圭臬,大家多關心國際民生、多關心人民的幸福,而不是去從事治理的工作。我覺得當代有知識的人士,應該尊重佛教徒已經放棄治國的權利,但是不能叫他放棄關心人民的福祉。

貧僧一生中,雖沒有像慧遠大師「沙門不敬王者」,但是,我和王者、政要來往都毫無所求。佛光山當初啟建的時候,因為得罪當時的地方首長,他不給佛光山寺廟登記,一直等到十年以後,他下台了,我才領到佛光山的寺廟登記。我也很自豪的說,你做政府的官員,縱然選舉當選,總有任期,無論四年、八年,你總不能終生擔任官職吧!可是我做和尚是一生的,我以一生的歲月,跟你的政治生命相比,我比較穩操勝算。

佛光山啟建,雖然我們也辦了多少文化、教育、社會福利的事業,但我們沒有求助政府給我一塊錢的補助,為什麼?因為我有我的人格,我有我的想法。所謂「大丈夫達則兼善天下,不達則獨善其身」,我抱著這樣的原則,等於佛陀「有緣佛出世,無緣佛入滅﹔來為眾生來,去為眾生去」,我既是佛門弟子,有什麼不能效法佛陀的行為呢?

一生不變我是中國人

台灣,從專制的時代,到現在實施自由民主的制度,這是很可貴的﹔可惜,制度雖好,思想觀念不改變,削足適履的自由民主,總有一些不合時宜。例如,貧僧初到台灣,就參與了台灣的民主選舉,最初五、六十年前,還會喊出「選賢與能」的口號,頗有堯舜的謙讓精神,後來每況愈下,就經常傳出選舉賄賂、買票的情況,醜化對手的言論。

記得有一次,陳武璋參選高雄市長選舉之後,他的總幹事洪地利議員,送了競選後剩餘的經費,說要捐給壽山寺,我也不肯接受。我一生沒有給政治人物捐款,也沒有收過買票,當然也不接受政治人物給我的捐助。洪先生就說:「這是選舉剩餘的錢,你接受,應該沒有關係。」我說:「洪議員,你知道,這個錢如果收下來一次,是關係我一生理念和名譽的關鍵啊!」他終於才把錢收回去。那就是貧僧做人的準則。

至於有人說在美國有所謂「政治獻金」事件,在美國,政治獻金是合法的,每一次選舉,政府允許人民可以在有限的範圍捐獻一些金額。我們要在美國生存,要弘法利生,有什麼不能跟美國人平等行事呢?

我們佛教徒也是社會的一分子,雖然只是一個平民百姓,既然是民主社會,當然也具有神聖一票的權利﹔但是,每當選舉,出家人去投票,總要受到媒體的冷嘲熱諷,這種歧視宗教的行為,是不懂得民主的真義呢?還是自由民主的墮落呢?這實在是今日台灣的政治人物和全民都應該深思的地方。

現在,台灣的國民黨承認「中華民國」,民進黨不承認「中華民國」,但是他每次又要參與選總統,究竟他參選的是哪一個國的總統呢?我曾坦誠的說,我是中國人。因為我是哪裡人是改不了的,但每當我說我是中國人,總有人批評我不對。那麼,我不是中國人,我是哪一國人呢?我是日本人嗎?我是美國人嗎?難道要讓我做一個無國籍的世界難民嗎?

我覺得為政之道,是要包容、和平、尊重、平等,造福全民﹔所謂中華文化中,「王道」比「霸道」重要啊。

總說一句,我是一個和尚,我做過國民黨的黨員,我是中國人,這是貧僧一生不能改變的。這也是我的理念和信念吧。

2015.04.25口述完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