敦倫盡分 閑邪存誠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
真為生死 發菩提心 以深信願 持佛名號

印光大師年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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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一九一八年

公元一九一八年 戊午 民國七年 五十八歲

  仍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。
  正月廿五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九(一)。
  元月廿五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(二)。
  正月廿八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一(三)。
  二月初七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三(四)。
  二月廿八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四(五)。
  五月廿一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五(六)。
  七月廿六日,下山往揚州,欲至揚州刻經院刻印經書。因初次出山,人地生疏,請高鶴年居士陪同。至滬,覓得一最冷落小廟——天台中方廣下院住宿。由高氏介紹,大師與狄楚青、程雪樓、王一亭、陳子修、鄧心安諸居士會晤,廣說淨土因果等事(七)。
  十月十五日,復高鶴年居士書二(八)。
  是歲春,徐蔚如(文霨)以歷年搜訪所得之大師文稿二十二篇印於北京,是為《印光法師文鈔》初編。徐氏本年再至浙江普陀山拜謁大師,獲稿頗夥,並承知友錄稿見寄(九)。

  (一)見《三編》卷一(上冊)第八十六頁。
  (二)見《三編》卷一(上冊)第八十九頁。
  按:此函信末注「民七元月廿五」而前「復丁書九」後注「民七正月廿五」。然觀其內容、語氣,則兩書絕不似同一日所寫,必有一誤在焉,始並仍之如舊。印光法師在此函中特地指出:《慧命經》乃是外道煉丹之書。辟之甚詳。甚至《慧》書引證《法華經》時,竄改經文中一字,改「餘」為「除」,亦被大師發現指出。大師自述云:「此書光初出家時看過。」可見其學問之淵博,知見之純正。釋迦佛曾誡弟子曰:「外道書可看不可信。」若夫芸芸眾生,學佛根基未定之人,以不看為妙,而況其餘未聞佛法者耶!至於有以外道之術、書,剽取佛經中一言數語,遂妄標之曰「佛家功法」者,則閱者尤宜小心。
  按:《慧命經》為清代柳華陽著。柳華陽,約生於乾隆元年(公元一七三六)。其自稱:洪都(今江西南昌)之鄉人也。幼而好佛,先在皖水雙蓮寺出家落髮,後又受伍守陽內丹秘旨,自稱道教北宗龍門派第九代。
  (三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九十二頁。
  (四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OO頁。
  (五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O一頁。
  (六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O四頁。
  (七)見《永思集‧苦行記》:「民國七年夏,余賬畢返申。師以初次出山,人地生疏,函約往揚州刻經。以經資不敷,意在隨緣而不募緣,邀余相助。余隨至普陀,同師到滬,余擬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掛單,師堅不允,曰:『你的熟人太多,人家要客氣辦齋。你我是苦人,何必苦中求樂!又要化費錢文,消耗光陰。』於是再四思維,覓得最冷落之小廟——天台中方廣下院。二人住四日,共費伙食費二元(中方廣下院是照禪上人所開,乃興慈法師之師,余朝台時相識也)。由余介紹會晤狄楚青、程雪樓、王一亭、陳子修、鄧心安諸居士,廣談孔、孟諸家歷史及淨土因果等事,另有善信等多人,欲送香儀禮物,師卻之。到揚寓萬壽寺,開示於人,皆言信因果報應,老實念佛而已。余返里掃墓,復回揚城,送師返申,師仍回普陀。」
  (八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四十五頁。
  按:大師於此函中婉轉勸導高氏放棄赴雞足山之行。所云:「惜有限之精神,辦末後之事業。其老年人第一要緊著子也。」
  (九)見《增廣》附錄徐文霨跋語,第四冊卷四。

公元一九一九年 己未 民國八年 五十九歲

  元月廿一,復謝慧霖居士書(一)。永嘉周孟由居士(號念佛居士)兄弟奉庶祖母登山,再三懇求,必請收為弟子,師至此,觀察時機,理難再卻,遂為各賜法名。此為大師許人皈依之始(二)。是年秋,徐蔚如居士又以錄存各稿三十八篇印為大師文鈔續編。冬,徐氏復應緇素之請,與商務印書館接洽,重付排印(三)。
  三月廿五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六(四)。
  五月十五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七(五)。信後附戒鴉片煙方及有關書評數則(六)。
  六月十九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八(七)。
  十二月初四,復高鶴年居士書三(八)。
  經高鶴年介紹大師與上海南園簡氏兄弟晤識(九)。

  (一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二八三頁。
  按:此信後但署「元月廿一」而無年份。其信端有云「光自去年以料理刻經事,故於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揚州,順便至滬、蘇、金陵」,及信中有關刻印《安士全書》之語。印光大師於一九一八年(民七)初次出山,由高鶴年陪同,由此推知此信寫於民國七年之後一年。
  (二)見《永思集》「行業記」。
  (三)見《增廣》卷四附錄徐蔚如跋。
  (四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O五頁。
  (五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O六頁。
  按:此函後有印老「又及」一篇,痛陳鴉片之禍害不能盡言。又提及有友人自哈爾濱來,彼處大開煙禁,了無畏忌等。後附大師親錄之戒煙絕妙神方,及詳細制服方法。其方只藥三味,且絕對不准加減更動:
  好甘草 半斤;川貝母 四兩;杜仲 四兩;此戒煙神方及說明並載於以後民國九年(公元一九二O)刊印出版之《印光法師文鈔》第四卷末後附錄中。此處信中專為提出,詳盡介紹。蓋因丁福保乃醫師兼一大出版家,故冀借彼之力以之更廣流通於世。大師慈悲利人,普濟眾生之心,固一時一刻未嘗稍有忽懈也。
  (六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O八頁。
  按:丁氏將出版之數種有關佛教之書籍寄呈於大師,請為釐正。大師遂一一與之指明抉出,間亦有論及梁任公佛學造詣者,謂其心粗膽大。又謂其「文章蓋世,聰明過人,惜於佛法未深研究,但依日本人所論者而敘之,故致雖無大礙,頗有不合宜之論間次而出也。」又對丁氏提出忠告:「梁公如是,閣下亦如是,皆由急於成書,未暇斟酌之所致也。」
  (七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一二頁。
  (八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四十七頁:「七月,因往揚州刻經,至滬上書局詢之,言已往泰山修茅蓬去。」「前年勸應季中出資刻《辨異錄》,由不太平,遲至今秋方至藏經院,委託該院主人代理。先刻《揀魔辨異錄》,次刻《三十二祖傳》。二書皆世宗遺著,皆應季中出資刻。次刻《安士全書》,此書乃朝邑劉門村劉芹浦避難來申,發心出資。「待至明年四月,當復往揚州,料理其已刻成者印送,未刻成者校對。」
  (九)見《永思集‧苦行記》:「民國八年,余賑湘賑畢,到滬,師復邀往普陀商談印經之事。須同到申,余介紹往南園與簡氏弟兄諸居士相見。師說淨土法門及因果報應事,簡氏兄弟及諸居士遂發意供養千餘元,正好填還刻經之資。」

公元一九二O年 庚申 民國九年 六十歲

  徐蔚如繼上年《文鈔》印行後,復有增益,於上海商務印書館出鉛印本,於揚州藏經院出木刻本(一)。
  大師偕周群錚居士等游杭州,范古農居士拜謁(二)。
  有數弟子在上海排印《印光法師文鈔》,向大師要求附刊照片、小傳。大師堅決不允,斷然制止。且謂「如此則並《文鈔》亦決不許印。」遂止(三)。
  復高鶴年居士書五(四)。
  高鶴年由雲南返滬,至法雨寺,晤大師談數晝夜(五)。

  (一)見《增廣》卷四附錄徐文霨跋:「復經張君雲雷廣為徵集,並霨續搜之稿,共增三十四篇,由周孟由,朱赤萌,黃幼希三君合初續兩編,按類編次,詳為校刊,較前兩所印尤完善矣。書成,謹記緣起如是。庚申仲冬,浙西徐文霨敬識。」。」
  (二)據《永思集‧我之紀念印光大師》錄范古農:「民國九年,大師偕周群錚等居士游杭,農謁之於常寂光,始睹德容。」按:周君錚,永嘉周孟由之弟也。
  (三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四四二頁《復李慧實書三》:「民國九年,有數弟子於上海排印文鈔(十年正月出書,係二本之《文鈔》),即以照片、小傳請。光謂:」如此,則並文鈔亦決不許印。「遂止。汝不知此事,故為汝說,以免轉求照片而妄印之。光縱不能挽回近世虛浮奢靡之惡派,決不肯隨波逐浪以效彼之所為耳。」(四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四十九頁:「末法眾生多多,皆是不知因果。佛經深奧,看亦不能領會,故成今日之現象。」光常曰:「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,轉凡成聖之大權也。當今之世,不將因果昌明,而欲世道太平,佛法興隆,不可得也。」(五)見《永思集‧苦行記》:民國九年,余由雞足山歸。到滬,王一老雲及法雨寺與羼提庵因修路爭訟不休,囑余往普陀解釋誤會。與法雨主人及師談數晝夜,瓦解冰釋矣。師常欲回秦,因關中大亂,道途不便,故不果行。而攝化緣熟,龍天推出,皈依者如山陰道上,應接不暇矣。供養之款,概作刻書之用,來求佛法者,皆勸老實念佛,廣談因果報應。
  王一亭(一八六七——一九三八),近代佛教居士、畫家。名震,號白龍山人原籍浙江吳興,出生於浦東三林塘外祖母家。早年喪父,家境貧寒。十三歲進上海慎餘錢莊當學徒。二十歲進天余號做跑街,後升為該號經理。自幼喜習繪畫,拜畫家徐小倉為師,進錢莊後仍學畫不輟,終為名畫師任伯年收為徒,自此畫藝大進,早期繼承了任氏畫派。一九O五年加入中國同盟會,後任上海分會機關科財務科長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,震於光復上海、營救同志頗為出力,有功。任上海革命軍政府商務總長。袁世凱復辟帝制,二次革命中,上海組成討袁軍,震於經濟上不斷接濟。此前,曾為革命軍籌餉數十萬元,並墊付軍政府之公債券四十萬元,後皆未收回。袁世凱下令通緝,其令為租界當局扣阻。後震遂脫離政治,深居簡出,潛心丹清。與吳昌碩過從甚密,結為知己,且與蒲作英、胡公壽、釋虛谷、李梅蓀等交往。幼即受母熏染,信奉佛教。五十歲後,信佛益篤。在家設佛堂,每日敬香頂禮,虔誠念佛。曾任中國佛教會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。一九二四年起,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副林長,一九二七年後連續三屆被公舉為林長,主持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,擴建林捨,設立佛學圖書館等。一九三O年前後,復與李經緯等發起創辦上海佛學院書局。此外熱心致力各種慈善事業,與人同辦義賑會救濟災民。一九三七年,日寇侵入淞滬,上海租界內難民麇集,震與人發起組織難民救濟會,籌設難民收容所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於上海覺園。其作品和著作有「印光和尚對眾說法圖」、《白龍山人畫集》、《王一亭選集》、《孔子哲學》、《廿四孝畫冊》等。

公元一九二一年 辛酉 民國十年 六十一歲

  春,高鶴年居士自粵羅浮山赴寧波觀宗寺。大師約高氏同至滬掛單。高氏介紹大師晤會真達和尚(一)。真達和尚請大師到三聖堂下院太平寺供養庵住,高氏送大師前往。自此大師常由普陀山法雨寺來滬專事弘化矣(二)。
  在法雨寺時,有蘇州吳引之先生(為前清『探花』),來朝普陀。自對大師言,彼之前身是雲南和尚。以燒香過客,不及多敘,大師當時未詳問其由,僅默記之(三)。
  大師往南京訪一友,友介魏梅蓀居士見師。魏自述其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,大師教其熟誦《文鈔》中「南尋極樂寺修放生池疏」數十遍。未過二月,魏即絕不食肉焉(四)。

  (一)真達和尚(一八七O——一九四七),近代高僧。俗姓胡,名惟通,號體范,一號逸人。安徽歙縣人。年十三喪母,十七歲喪父,身世孤零,即離鄉背井,至蘇州習南貨商。一日隨店主婦朝禮南海,見普陀山寺院清淨,佛像莊嚴,遂萌離俗出世之想。十九歲,辭去肆中職務,出家於普陀山三聖堂,禮峭巖和尚為師。逾年受具足戒於寧波鳳凰山白雲寺聞果上人。此後銳意精進,聲譽日崇。旋由圓光、慧靜二法師及高鶴年居士介紹,得與印光法師交往,甚相投契。後曾於彌陀閣閉關三次,每日誦經坐禪,不稍懈怠,前後九載,功夫學問大有進境。一九一四年至滬上,創太平寺,該寺在上海閘北陳家濱(今成都北路八六五號),原名供養庵,規模狹隘。經真達和尚接收後,即行改建,取名太平寺,作為普陀山三聖堂下院。時印光大師尚在普陀山法雨寺潛修。時相往返談道,互有策進。一九二一年,印光大師與高鶴年至滬,真達和尚將太平寺供養大師居住。又,蘇州靈巖山寺以當時住持管理不善,頗現衰頹、荒廢景象,吳縣及蘇垣士紳同請真達和尚前往接管,真達和尚遂委明煦大師代理,並聘請戒麈、慈舟二位老法師先後住持該山。先後命其弟子明本、妙真為監院。寺中一切開支,大半均為真達和尚資助。印光大師刻印經書經費不敷時,亦由其資助。真達和尚駐錫滬上時,一心淡定精進,行持不懈,同時施衣給藥,濟孤恤貧,普利眾生,為世所崇。一九二八年,兼任蘇州報國寺住持(在蘇州穿心街)。一九三O年,迎請印光大師詣該寺閉關。一九四二年,真達和尚赴靈巖山寺掩關靜修,遠近風聞,爭來瞻拜。一九四五年,離靈巖至滬,仍寓太平寺。晚歲漸呈衰病,一九四七年至普陀山休養,未幾即又返滬,是年十月圓寂於滬,世壽七十有八,法臘六十。後人建塔於蘇州靈巖山寺。生平言語和藹,尊賢重道,外示僧伽之相,內蘊菩薩之心,與王一亭、關絅之等居士交誼甚深。曾親自重輯《西方公據》正副兩冊,主編《劬勞集》四冊。
  (二)見《永思集‧苦行記》:「民國十年春,余自粵羅浮杯渡山經冬,送香港青山陳春廷老居士赴寧波觀宗寺出家受戒。師約余同到滬上。是時三聖堂老當家真達上人一再囑余介紹,請師到伊下院供養庵住(即太平寺),余遂送往。承真老賜來蜜棗龍眼各兩盒,決不敢收,頂禮致謝,辭往天台山中度夏。自此師常來申江,專事弘法,隨機說法,普利眾生。」
  (三)見《三編‧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》第一O八一頁:「又,蘇州吳引之先生,清朝探花。學問、道德、相貌俱好。民十年,朝普陀會余,自言伊前生是雲南和尚,以燒香過客,不能多敘,未詳問其由。十一年,余往揚州刻書,至蘇州一弟子家,遂訪至。意謂夙因未昧,及見而談之,則完全忘失了,從此永無來往。迨十九年,余閉關報國寺,至十一月,彼與李印泉、李協和二先生來。」余問:「何以知前生是雲南僧?」伊云:「我二十六歲做一夢,至一寺,知為雲南某縣某寺。所見殿堂房舍、樹木形狀皆若常見,亦以己為僧。醒而記得清楚,一一條錄。後一友往彼作官(張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),持去一對,絲毫不錯。」余曰:「先生己八十歲,來日無多,當恢復前生和尚的事業,一心念佛,求生西方,庶不可負前生修持之苦功矣!」伊云:「念佛什麼希奇?」余曰:「念佛雖不希奇,世間無幾多人念。頂不希奇的事,就是吃飯,全世界莫一個人不吃飯。此種最不希奇的事,汝為什麼要做?」伊不能答,然亦不肯念,伊問二位李先生:「君等念否?」答曰:「念。」伊仍無下語。至十二月三十夜,將點燈時去世,恰滿八十歲。
  (四)見《三編‧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》(下冊第一O六九頁):「民國十年,余往南京訪一友。其人請魏梅蓀見余,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告。余令其熟讀《文鈔》中《南潯極樂寺修放生池疏》數十遍,即能吃素矣!以其文先說生佛心性不二,次說歷劫互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屬。互生,互為怨家對頭,互殺。次引《梵網》、《楞嚴》、《楞伽》經文為證,熟讀深思,不徒不忍食,且不敢食矣!魏居士未過二月,即絕不食肉矣。今敬錄疏文於左
  《南潯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》(見《增廣》卷二「疏」)
  又,羅鴻濤居士曾有記丁福保談大師軼事之短文一篇,載於釋廣定所輯之《印光大師紀念文集》,唯該文亦疏於時間之核實紀錄,概無確切之年月日期。僅言丁居士與印公「晤面,已在印公發心印《安士全書》之時。」又雲;「偶訪印公於太平寺。」據此可推知印光大師此次於丁福保居士晤會當在民十或民十一年。今暫歸入民國十年即公元一九二一年條內。並將羅氏全文引錄於後,以見大師清廉儉樸生活之一斑。

  記丁居士談印光法師瑣事 羅鴻濤
  余與丁仲祐老居士相識有年矣。每星期休沐,輒往過訪,暢談古今,於印公老法師遺事,亦時有談及,事雖瑣屑,記之亦足供後人之景仰焉。
  丁居士之與印公,最初僅有書函之往返,及其晤面,己在印公發心印《安士全書》之時。印公以丁居士經營出版業,故以估價排印事相委託。其時物價尚低,印全書一部,需費銀幣一元。及以所估價相告,印公即謂:「可先印五千部。」丁居士駭然,以印公破衣草履,衣單蕭條,不似囊有餘蓄者。乃轉告印局:「先印一千部。」其意以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數,則此一千元由伊獨立供養耳。然不及五六日,印公又來告,囑增印五千部。丁居士又轉告印局,增印千部。如此者不及一月,印公之印數,己達三五萬部。丁居士怪之,偶訪印公於太平寺,才談數語,有閩人之供職於海軍部者來見師,志誠頂禮。印公為之稱述《安士全書》之隹妙,謂其有功於世道人心。倘肯附印,功德無量。其人連稱願意,即自懷中出支票溥,立制票幣一千元以為助。丁居士於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偉大,乃曉然於印公之一印三五萬部為可能之事,初非有絲毫之誇張存乎其間也。
  然印公以募緣之易,雖如上述,惟其為人絲毫不苟取,尤不敢作欺因瞞果之事,故檀施之所人,一經指定作何用途,決不肯有所更易。而自身之所需,決不分文染指於期間。何以知其然?試再舉一事如後以為證。
  迨印書告一段落,印公將回普陀,臨行前,往辭丁居士,告以歸期,且請備銀幣二元,以作盤川。丁居士願意供養五元,請其不必歸還。印公不可,僅受二元,且定於到寺後二三日內設法匯還。丁居士漫應之。及行期己屆,丁居士忽有事欲與印公面商,乃赴其所乘之輪船,遍尋全船,自大菜間房艙以至統艙,未見其人,其後始於爐子間附近發見印公,地位既極狹陋,空氣又極燥熱。他人皆望而以為苦,獨印公取其價廉,局處期間,怡然自得。丁居士匆匆與之商談訖,遂離船而別。後三五日,即接印公來函,並匯還其所借之款。

  按:羅鴻濤,印公大師之皈依弟子。大師逝後,羅發心編輯印公大師外集,曾四次於弘月刊發表徵求遺著啟事。經七年搜集,終於大師生西十週年,即公元一九五O年結集成冊,由慧容楷書抄寫,共一十七冊。並經妙真、德森、竇存我居士審校,為今《三編》之底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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